比尔·盖茨称气候变化不会导致人类死亡，真的吗？

2025年10月30日，比尔·盖茨在他创立的基金会官网上发文称气候变化“不会导致人类灭亡”，瞬间在全球科学界掀起了风波。

这与四年前他在《如何避免气候灾难》中的紧迫警告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盖茨断言气候变暖将使地球赤道地区“几乎不适宜人类生存”，如今他却宣称人类将能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继续“生活和繁荣”。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呼吁全球气候行动进行“战略性转向”——从限制升温调整为更聚焦减贫防病等直接改善生活的议程。他甚至表示愿意容忍多0.1℃的升温，以换取消灭疟疾。

对此，科学界的反应迅速而尖锐。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学家迈克尔·曼批评称盖茨的观点“非常误导”，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更是将其形容为“无意义且令人困惑”。

这些激烈反应揭示了关键问题：一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慈善家的态度转变，可能实质性撼动气候治理的“资金基石”。同时，美国新政府的反气候立场、国际气候合作的倒退，更加剧了这种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盖茨的转向可能被气候怀疑论者利用，削弱公众的行动紧迫感。

基于务实的观念转向？

盖茨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转变，表面上看是一种“务实主义”的崛起——从过去的气候倡导先锋，变为如今强调权衡取舍的温和论者。但这个转变本质上并非仅仅是态度的调整，而是反映了观念框架和价值排序的根本重组。这种转变背后隐含着三重深层的逻辑位移。

首先是叙事框架的根本转向——从“拯救地球”转向“拯救人类”。在早期的气候倡导中，特别是《如何避免气候灾难》一书中，盖茨塑造的是一种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末日叙事：气候变化若失控，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因而全球需要一场全面的技术和制度革命来“拯救地球”。当时的盖茨将气候行动置于全球议程的最顶端，几乎视作全人类的共同使命。而如今，他的表述发生了微妙却重大的转变。他在备忘录中强调的不再是如何保持地球本身的气候系统稳定，而是如何在变暖的地球上让人类依旧过上好日子。这种叙事转型背后，是一种优先级的重新排序。

　9月22日，孟加拉国达卡市遭遇暴雨袭击，车辆在积水的街道上艰难行驶。

其次是效率标准的变化。从投资角度看，盖茨习惯于以投资回报率来衡量项目成效，这种商人思维也延续到了他的公益战略中。在他的新逻辑下，应该把更多精力和资金用于直接改善当下最贫困人群的生活，例如防治疾病、提高粮食产量，而不是把一切资源都押注在到2050年之前减少零点几度的升温上。

具体而言，给儿童接种疫苗能在数年内挽救成千上万条生命，效果直观可见；而清洁能源转型需要数十年和数千亿美元投入，成果难以即时量化。因此在“慈善资本如何花得最值”的算盘上，前者显然比后者“划算”得多。这种观点的背后是典型的投资组合再平衡：将一部分筹码从高风险低回报的气候赌注中撤出，转投到低风险高回报的人道和发展项目中去。

第三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体现。盖茨现在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气候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关注未来很必要，但不能因此忽视当下人类的苦难。”这一观念本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价值判断，即以对人类福利的直接提升作为衡量投入产出的标尺。正因如此，他才会公开表示自己愿意容忍多0.1℃的升温，以换取消灭当下仍肆虐贫困国家的疟疾。在盖茨眼中，这样的取舍是合理的，也是“理性”的。

然而，这种转变不能完全脱离特朗普时代的政治背景来理解。盖茨的立场调整恰逢美国联邦层面气候政策经历剧烈逆转的非常时期。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颠覆前任议程的举措，包括退出国际气候合作、削弱碳排放监管、重新开放联邦土地石油钻探等。在这样的政治逆风下，有评论指出盖茨的公开转向可能是为了避免在当前环境下将自己置于共和党政府的靶心。毕竟他的慈善项目横跨全球公共卫生、教育、农业等诸多领域，许多工作需要与各国政府合作。如果因为气候问题过于锋芒毕露而遭到政治打压，将直接影响这些项目的推进。因此从现实主义出发做出某种态度调整，也就不难理解。

但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政治考量是催化剂而非根源，是加剧因素而非决定因素。盖茨依然声称气候是“严重问题”，相信科技最终能解决它。他的转变是重新框定应对方式，从强调紧急减排转向强调长期技术创新和发展适应力。这与特朗普政府那种罔顾科学的做法有着本质区别。

资金转向的连锁反应

盖茨立场转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全球气候慈善资金的流向可能发生改变。作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慈善家，盖茨对其他富豪捐赠者和基金会具有强烈的风向标意义。这种影响力的基础在于，气候慈善本身就是一个极度依赖少数领军捐赠者的领域。根据儿童投资基金会（CIFF）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只有不到2%的慈善捐款用于气候变化减缓。在这样微小的基数上，气候慈善极度依赖少数领军捐赠者的支持和引导。

更值得警惕的是示范效应的放大作用。当一位全球最受尊敬的慈善家开始有意淡出某个领域时，其他资金流向往往会随之调整。一些原本观望或跟随的捐赠者可能会以盖茨的转向为借口，重新评估自己的投入方向。本就对气候问题信心不足、或者更倾向于投资更直接、更短期见效项目的资助者，更容易在“领袖人物都在撤资”的信号下，减少对气候相关项目的资助力度，转而投向教育、医疗、扶贫等他们认为“更踏实”的领域。这种“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本已稀缺的民间气候资金进一步抽离，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更加直接和可观察的信号，出现在盖茨创立的“突破能源”组织的人事调整上。今年早些时候，该机构解散了美国和欧洲的气候政策团队，包括与其他气候组织合作的员工据悉也遭到裁撤。尽管突破能源的发言人声称盖茨对推进清洁能源创新的承诺“坚定如初”，并将继续支持创业者，但裁撤政策和合作部门无疑是一个重大信号，表明盖茨不再愿意投入资源影响公共政策或参与气候政治过程。这对于许多仰赖相关支持的智库、联盟和研究项目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

气候行动的许多前沿领域——从前瞻性的科学研究到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都高度依赖慈善资本的耐心支持。这些领域往往不具备短期盈利性，或超出了政府预算的支持范围，只能靠具有使命驱动的私人资金来填补。例如，新型清洁能源技术的早期研发、负排放技术（如直接空气碳捕捉）的试验示范、气候政策智库和科普项目的运作，这些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且见效缓慢。一旦慈善资金链断裂，许多原本有望获得的技术突破将延宕甚至胎死腹中。同样，致力于推动气候政策进步的民间组织和科学传播项目也可能因为捐赠减少而无以为继。这种对创新生态和知识生态的破坏，其影响将是长期且难以逆转的。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盖茨的资金转向将加重全球气候融资的不均衡状态。发展中国家本已难以获得充足的气候适应和转型资金，如果国际民间慈善资金进一步收缩，这些国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资金短缺局面。这不仅会延缓其能源转型进程，也将削弱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伤害最脆弱的人群。

“减贫”与“减排”对立？

盖茨新立场中最引发争议的问题，是他似乎将“帮助穷人”和“控制升温”对立起来的表述。他暗示，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下，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这种二元论调在发展领域和气候领域都引来了如潮的批评者，因为它基于一个误判：忽视了气候变化与贫困之间千丝万缕的深层联系。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减缓气候变化（即控制全球升温）和减少贫困并非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相辅相成、共同生死攸关的问题。无数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伤害尤为深重。极端天气摧毁欠发达地区的生计，海平面上升侵蚀小岛和沿海国家的国土，干旱和洪水引发粮食危机，加剧冲突和移民潮。这些后果都直接令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发展成果倒退。换言之，对抗气候变化本身就是在保护穷人、避免新的贫困陷阱。如果只顾眼前救济贫困而不减缓未来的气候威胁，那么今日投入的扶贫成果明天可能毁于一场气候灾难。

2024年11月7日，津巴布韦马龙德拉，一名儿童前往水井打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南部非洲国家超过6000万人口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干旱天气。

然而，盖茨此次强调将慈善资源更多用于当下减贫、而非优先限制升温，在舆论场被一些人片面地解读为“与其减排，不如适应”。这种倾向如果进一步扩散，可能导致全球气候行动的重心发生危险的偏移。富国的捐赠者也许更愿意资助看得见的适应项目（比如救灾物资、抗洪设施），而对艰巨的减排转型兴趣减退。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一个险恶的局面：短期看似得到一些适应援助，长期却背负更加严酷的气候环境的压力。

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明确指出，完全可以既投资清洁能源转型，又投入减贫和适应，“根本不存在顾此失彼的矛盾”。这取决于政治意愿。他指出，只要能把石油游说集团的影响力管束住，资金完全足够同时满足两个目标。

而盖茨此番论调若被误用，可能削弱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和气候融资义务的舆论压力。一些政府可能借机将气候责任转化为一般发展援助，逃避更艰难的减排承诺。这无疑将加剧气候谈判中的南北分歧，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合理诉求更难以被满足。

“气候正义”这一理念的核心主张恰恰强调的是，发达国家有责任也有能力提供新的额外资金，既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气候适应力，也协助其走上低碳发展道路。而如果全球最富有的慈善家都选择逃避减排行动的挑战，对于那些最脆弱的群体而言，无异于被判了“慢性死亡”。气候危机虽然是全球性问题，但其影响极不均衡。如果资金流向发生倾斜而不加以校正，我们恐怕将迎来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富国和富人筑起防洪堤坝和空调房，穷国和穷人则在炙热和风暴中苦苦挣扎。这绝非人类共同未来应有的图景。

多元化力量正在崛起

盖茨的退场危机，表面上令气候慈善前景蒙上阴影，但历史经验表明，一座高塔的倒下，往往会促使更多支柱的崛起。气候慈善的版图事实上已经在变得更加多元化。

在这个领域，儿童投资基金会（CIFF）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个由对冲基金经理克里斯·霍恩创立的机构近年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全球减排与气候适应项目，并在北京、内罗毕等地设立办公室与当地伙伴合作。霍恩曾多次公开疾呼加大对于气候变化的投入，尽管气候变化是对儿童未来的最大威胁，但全球慈善捐助中用于该领域的还不到2%。这类机构显然有强劲动力在盖茨退场后承担更大的领导责任。此外，其他科技富豪也加入了气候慈善行列。迈克尔·布隆伯格长期支持气候政策倡导和清洁能源替代，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更是在2020年承诺投入100亿美元启动“地球基金”，旨在资助科学、激励系统性气候解决方案。

面对气候危机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单纯依靠传统捐赠模式显然不够。慈善资金需要通过创新方式撬动更大的变革力量。“混合融资”模式正在获得关注，即将慈善资金与商业资本、发展金融结合起来。在这种模式下，慈善基金可以提供优惠贷款、担保或第一损失资金，吸引商业投资进入清洁技术和气候基础设施领域。这样慈善资金充当风险缓冲，能带动成倍的市场资金，实现1+1>2的效果。

慈善组织也应更多介入政策倡导和制度变革层面。过去不少基金会热衷于资助具体的技术项目，却相对忽视对政策和公众意识的影响。而实际上，一项有效的气候政策往往能胜过数十个零散项目的作用。因此，未来气候慈善应考虑更多支持战略沟通、公众动员、法律倡议等“软性”领域，为气候行动营造有利的社会和政策环境。欧洲的一些基金会已经在这方面先行一步。

数字技术和众筹平台的兴起也为气候慈善提供了新机遇。通过社交媒体和众筹平台，可以将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小额捐款汇聚成支持气候行动的重要力量。一些项目已经成功实践了这一模式，如“清洁空气基金”等通过众筹平台成功吸引大众资助，共同推动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从组织形式上来看，未来或将出现更多跨国合作的慈善联盟，共同设立气候专项基金，由多家机构联合治理并共担风险。这既能弥补单个机构资源有限的不足，也减少了对个别领袖人物的依赖。

在全球层面，中国有望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虽然中国国内的环境和气候相关捐款占比不到1%，但“双碳”目标为社会各界参与气候行动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引领。中国企业和公益组织近年开始探索将慈善资源投入环保和气候领域：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设立了环保专项，腾讯基金会投入巨资支持碳中和技术竞赛，中国有机会通过加大投入来填补国际环保资金的部分缺口。在西方领军慈善家可能退居次要位置时，中国可以加大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支持力度，包括通过南南合作渠道向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援助，参与或牵头设立国际气候合作基金。

盖茨气候立场的转变提醒我们，过度依赖少数富豪推动全球公共议题存在巨大风险。当气候行动的资金基石建立在个人意志之上，其稳定性令人担忧。我们需要打造一个更稳固且多元的气候资金金字塔：尖端有慈善和创新资金引路，中腰有大规模商业和政策资金支撑，基座是各国政府的坚定承诺。政府应兑现气候融资承诺，通过创新金融工具筹措更多公共资金。慈善资金虽然宝贵，却永远无法替代公共财政和市场资本的规模力量。

这一事件更深层的启示在于，气候行动需要全民参与的长期承诺，而非寄希望于任何个人英雄。无论风云人物如何起落，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步伐应该继续坚定向前。这需要培育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加强科学传播，避免错误信息因名人效应而大行其道。气候危机被联合国称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绝不能因噪音而迟疑、麻痹。

作者：朱兆一 （作者系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世界经济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玉